第一次是1965年深秋，我们刚刚到达四川眉山县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四清）。那时我们全年级在仅仅上了近两个月专业课之后，突然接到通知，全体坐火车专列奔赴四川乐山市。一路上大家都在打扑克、下围棋，晚上则把各人的行李卷排列在长椅子中间和车厢两头，加上长椅，基本上每个人都可以躺下睡觉。正值年轻力壮，是我此前此后多年坐火车从没有睡得那样香甜的旅途。在乐山地委集训了一周之后，我们同一公社、同一大队的工作组成员坐大卡车进入各自的农村。我和我们系金属专业的崔广济、刘徽浪老师，以及于永香、雷再玉、汪国良同学被分在眉山县万冲公社？？大队（记不起大队名字了）。工作组车组长是临县（记不起县名字了）县政府的统计科长，他还带来两位上一期四清培养的农民积极分子。崔广济担任工作组秘书。每个工作组成员包一个小队，住户是组长他们县的有经验人员事先定好的。我的住户是小两口，有一个“奶娃子”。两个人在四川农村都算长得少有的高挑排场。家庭成员还包括一位老奶奶，人口很少见地少。房子是新盖的草房，也是少有的整齐宽敞。我把行李放下不久，组长和崔广济就来了。原来组长对预订的“组部”房子大为不满，看了我这里后立即拍板，他们两个以后要和我住在这里。自然大队工作组和干部的所有会议也会在这里。

            按照统一安排，当天晚上各个工作组成员和小队干部举行见面会。我下午出去看到有人在盖房子，按照不怕苦、不怕累，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精神，就去参加了“提砖（从稻田内用木模子提出肥泥，扣在硬地上晒干）”、和泥、搬砖等非技术活。收工后人家坚决邀请我一起吃饭，我虽然完全不知道农村生活，但也听说过这是中华民族传统之一，所以推让之后也没有坚决拒绝。饭后回到住户家中，小队正副两位队长已经在等我。车组长听说我去帮人盖房了，似乎有点不高兴，但也没说什么。我自然赶快跟着正副两位队长走，一边心里还想着组长为什么不高兴，不觉得就到了队长家，见到了小队会计、保管等其他干部。

            根据我在笔记本上记录的（车组长布置的）会议内容，我介绍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目的、意义、政策等，然后要求干部们汇报小队情况。可是我在本子上记了没几行，汇报就结束了。我既问不出什么问题，也说不出更多的“指示”。大家大眼瞪小眼。冷场多时后，我只好宣布散会。起来就自己出了院门。

            出来之后我才发现一片漆黑，在城市里从来没有见过的黑。可是年轻力壮，眼神也好，仍旧满怀信心地踏上了我认为绝对正确的水田田坎路，毫不迟疑地大步前进。走了很长时间之后，我慢慢有点怀疑自己的记忆，然而想到这么大一点的村子，只要走总能找到路，于是仍旧奋勇向前。又是很长时间过去了，信心越来越不足，脚下也越来越不平，田坎上布满了草堆、土疙瘩，还有一两次似乎踩到了什么活东西，吓了一小跳。我开始设想找个人问路，但是不要说人，一点亮光也看不见，周围只有看不见边的水田和田坎。别无选择，只有鼓足勇气前行。走了似乎无穷无尽的时间和路程之后，终于黑乎乎地看到了一所草房。我连忙走到房前，尽量柔和地喊：“老乡，请问这是什么县啊？”喊完之后，立刻听到里面有一位年轻女子用四川口音回答什么，我吓得魂飞天外。作为四清工作组成员，如果在漆黑中闯入年轻女子的住房，不知道会作为哪一级的典型，受什么样的处分。于是我连忙回头又跑上了田坎路。又是无穷无尽的时间和路程，我想肯定不但出了眉山县，也许已经出了四川省也未可知，决定再遇到有人的住房，即使只有单身女子，也要隔着房门问清路径。终于前面又黑乎乎地看到了一所房子的院墙，而且院墙上有一扇极其简易的小门。我赶忙上前用力一敲，没想到门只是虚掩，应声而开。眼前是一个宽敞的院子，中间屋子的宽房檐下的方桌上有一盏煤油灯，旁边坐着两位男人，不是车组长和崔广济又是谁？原来这正是我住户的侧门，我居然幸运地撞回了家！惊魂未定，又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也不和车组长和崔广济打招呼，一溜烟地钻进左手我们的卧室，只听见背后车组长说：“何大韧的会肯定没有开好，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几个月之后，我不但认识了所有的路，去过小队每一家，还到过公社社部、区域粮站（查账），也曾步行到眉山县去修理打坏的眼镜。除了挑担、挖土等纯粹力气活之外，还干过插秧等技术活（没有人敢批评我不够质量）。就连刚上去时感觉天塌地陷的水车，也能站上去飞踩。人都熟了，年轻社员们都常常和我开玩笑。有一次和一大堆娘子军一起干活，休息时一位年轻女子笑着说：“何同志，你刚来那一天晚上跑到我屋头来，问我这是什么县，我赶快起来点灯，出来要给你带路，你又跑远了。是咋个搞起的呀？”于是大家掩住口，一片吃吃的笑声（大家不敢大声笑工作组）。我连忙引开话头，心中暗自庆幸那晚没有和她多说话。原来她是队中唯一一位男人长期不在家的年轻女子，如果我引起什么流言蜚语，后果不堪设想。也从此才知道那晚我原来就在我的住户门前大约两个足球场大的一片水田中来回走。队长家和我的住户位于近似方形的水田的一条邻边上，而我问路的年轻女子家在对角。

第二次迷路就没有这么惊险。那是在1982年11月，我刚刚到达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那一天。当时我在乘了一天两夜的飞机后，从北京出发到达纽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总领事馆休息学习三天，然后自己乘火车到石溪车站。我的导师高亦涵先生派他的博士生叶维江开他的二手车来车站接我，把我暂时安排在高先生的一位访问学者施宝义的六人宿舍里睡沙发。中午叶维江招待我吃了一顿简单饭，然后带我去超市，指导我买了最必须的东西。这一切干完是下午三点多，叶维江就急于去实验室工作，我也迫不及待地与他一起走。坐他的老爷车很快就到了物理大楼，一路走到实验室只觉得一切都很气派，眼睛不够用。叶维江干他自己的事，我东看西摸，不觉得外面已是天黑。叶维江说他今天耽误时间太多，要赶实验，在实验室冰箱里有吃的，就不回去吃晚饭了。距离上次在四川眉山迷路已经17年，我早忘记了迷路的味道，而且做梦也梦不到在校园里还会迷路，就对他说再见，出了实验室。很容易就找到了大楼的门，出来后楼前灯火通明，我再次十分自信地踏上归途。石溪分校的校园十分美丽，大楼之间都有大片的树林草地。第二年晚春初夏时，我工作累了经常出来躺在林间草地上。常常看到松鼠或者野兔从身边慢条斯理地经过。可是刚到那一天晚上和熟悉以后的感觉完全不同。我在平整的柏油马路上走了相当长时间之后，就断定自己找不到回宿舍的路，必须想个法子。实际上到处都有英文的指路牌，不过黑天胡地看不见，我那时也不知道有。急于找个人问问路（这一回可没有当工作组不能闯入民宅的顾虑了），可是只见路上汽车来来去去，不见一个走路的人。渐渐地，路上的汽车也没有了，只有大片黑乎乎的树林草地和面前一段模糊的马路，不禁心慌。一路走了很长时间，遇到几座大楼，但都不是物理楼，也见不到一个人。这次虽然没有怀疑自己是否走出了纽约长岛，但是真不敢想象在这荒无人烟天涯海角似的地方乱撞下去的结局如何。但是除了向前走又有什么法子呢？走啊走，越走越着急，越没法子。终于谢天谢地，接近一座没见过的大楼（后来知道这是非常著名的石溪分校医学院大楼）时，正好一位长头发、大胡子的美国人出门。我赶忙上去问路。他连说带比划半天，看我一脸茫然，大手一挥，说：“我送你去吧！”。坐上他的车似乎一瞬间就到了我的宿舍区。我在大陆已经很久没见过这么好的人，心中十分感动，可是身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表示对这位好心人的感激，只好一再道谢。此后我在石溪附近几次问路都遇到主动用车送我的好心人，才明白这是人家这里的风俗。真是好地方呀！

我一生有这两次迷路。迷路当时很惊慌，但是现在想起来这是一种幸福。年轻力壮或者年富力强才能毫不犹豫地踏上完全陌生的环境，去探讨全新的人生经历。如今我年过古稀，只能守住家门。即使偶尔外出，也必须事先谨慎地做好一切安排，再也不会有迷路那样的探险经历了。